誰曾讓美國失去了中國?2050號報告影響深遠

誰曾讓美國失去了中國?2050號報告影響深遠

美國歷史故事

誰曾讓美國失去了中國?2050號報告影響深遠

   幾十年後的美國學者普遍認為,「2050號報告」過高估計了二戰後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發言權,將中國大陸的政治、軍事走向認定為僅憑美國的取捨好惡即可決定之事,更把反對或不贊成增加對蔣軍援的國務院人士和學者統統貼上「反共」標籤,導致相當一部分「知華派」官員長時間被摒棄於國務院之外,嚴重影響此後幾十年間美國對華政策研判。

  美國媒體近日刊登文章《美國會再次失去中國嗎》,質疑奧巴馬政府圍堵中國的外交政策,會讓中國離美國越來越遠,文章讓許多人再次回憶起上世紀40年代末、50年代初,發生在美國府院之間的「誰讓美國失去了中國」大討論。當時,美國政府在支持國民黨還是支持共產黨之間猶疑不決,使得美國與新中國「失之交臂」。

對立兩派爭議是否援助蔣介石

  1947年,國共內戰進入關鍵的一年,當時美國杜魯門政府內部出現了對立的兩派,一派認為國民黨軍事上已處劣勢,政治上也十分腐敗,不可救藥,美國應停止對之軍援。另一派同意國民黨軍事上已處劣勢,但認為這是美援不夠所致,美國應增加對華軍援幫助國民黨反共。前者以國務卿馬歇爾、後者以魏德邁為代表,展開激烈爭論。魏德邁當年訪華後提交《魏德邁報告》,建議美英蘇共管東北,遭到馬歇爾激烈反對,認為這是「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」。爭論無根本結果,馬歇爾認定蔣介石必敗、援助一個失敗者會有損美國威望的說法,得到總統杜魯門的贊同,而魏德邁的主張則在美國國會獲得更多共鳴。

  1948年是美國大選年,蔣介石惱怒杜魯門對他態度不恭,把寶押在民調一路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杜威身上,未曾想杜魯門憑借歷史性大逆轉連任總統,後者連任成功後遷怒於蔣介石,斥之為「盜竊美國7.5億美元援助的竊賊」,開始試圖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蔣,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觸。

  但當時冷戰氛圍已經漸濃,美國國會和共和黨人對杜魯門「放棄反共」的批評聲浪很高。預見到中國大陸必將「赤化」的杜魯門試圖出台一份報告,解釋「國民黨必敗」的道理,以推卸自己「任由中國大陸落入中共之手」的「歷史罪責」。早在1948年11月,杜魯門就想出台這份報告,無奈選戰空前激烈,迫使他不得不暫緩出手。

「艾奇遜白皮書」兩面不討好

  1949年5月,中共已佔領南京,國民黨即將失去整個大陸,杜魯門政府意識到不能再拖,遂指令國務院成立「艾奇遜小組」,以前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翟世普領銜,包括各方面專家80餘人,負責編纂《中美關係白皮書》,當年8月5日正式發表,即廣為人知的「艾奇遜白皮書」。

  這份白皮書從1844年《中美望廈條約》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魯門,敘述了105年的中美關係,全文8章,附件8份,長1054頁,其中絕大多數篇幅都用於敘述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,及對蔣的各種援助,並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一手文獻。白皮書中辛辣抨擊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無可救藥,力圖證明「美國在合理範圍內不論做什麼,都無法改變中國大陸被共產黨佔領的結果」、「中國現狀是內因而非外因所造成」。很顯然,白皮書的長篇大論,所要闡明的主旨無非是兩條:失去中國的罪魁禍首是蔣介石和國民黨,而不是美國、尤其不是杜魯門政府的決策失誤;美國將不再援助國民黨和蔣介石政府,但也不承認中國共產黨。

  當時宋美齡尚在美國,而美國國內親國民黨的議員團體對白皮書反應強烈,幾天後,這些號稱「中國遊說團」的國會議員發表備忘錄,聲稱白皮書是「長達1054頁的、對政府失策的掩飾」。

  由於特使黃仁霖的努力和親國民黨美國官員、議員的幫助,蔣介石在白皮書發佈前3天就知道全部內容,並對美國的推諉和拋棄「深感憤怒」,在蔣介石父子的日記中,這種憤怒情緒俯拾皆是。然而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危在旦夕,蔣氏父子唯恐進一步激怒美國,斟酌再三,僅在8月16日發表區區330字聲明,稱「無意對此爭議加以分析,以致有損中美兩國人民傳統友誼,以及民主集團共同目標」,並表示將在適當時機對白皮書所載「各種複雜問題」詳加說明。剔除種種「為尊者諱」的曲筆和難言之隱的飾詞,有一點是明白的,即當時甚至現在,國民黨方面堅信,是美國軍援不力才導致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。

  白皮書得罪蔣介石,也觸怒了中國共產黨。自8月5日白皮書發表起短短十多天內,毛澤東相繼發表《無可奈何的供狀》《丟掉幻想,準備鬥爭》和《別了,司徒雷登》3篇文章,將「艾奇遜白皮書」概括為「美帝國主義無可奈何的自供狀」,更在8月28日發表《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》一文,提綱挈領地發起對白皮書的「總攻」。當時中國大陸尚有許多人對美國心懷幻想或懼意,毛澤東希望借批判白皮書,在中國統一認識,同時也借此結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路線、方針的爭論,統一到對蘇「一邊倒」上來。

「2050號報告」深遠影響美對華政策

  對白皮書的爭論一直延續到1950年,當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,兩天後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,中美一度混沌的關係突然再度清晰起來,杜魯門政府也出於美國戰略需要,重新支持起逃到台灣的蔣介石政府。白皮書受到杜魯門自己的刻意漠視,卻被共和黨人不斷拿出來抨擊,以證明杜魯門政府的失策,抨擊白皮書以表明「反共決心」則成為冷戰加劇環境下的風尚,其代表性產物,則是1952年的美國國會第2050號調查報告。

  這份由共和黨國會議員和民主黨反共國會議員為主拋出的報告,將失去中國大陸的罪責歸咎於美國遠東政策的改變,又將這種改變的責任,歸咎於「混入國務院的『太平洋學會』分子」。在這份報告中,編纂者認定起草白皮書小組的成員、「太平洋學會」的美國「頭號中國通」費正清以及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是「蘇聯陰謀明顯且自願的騙子」。當時的民主黨國會議員約翰·肯尼迪就公然指責費正清、李提摩太是「共黨同路人」、「把中國大陸送給中共」,而國會報告中更將「把中國大陸送給中共」,稱為「美國歷史上最悲慘的事之一」。

  幾十年後的美國學者普遍認為,「2050號報告」過高估計了二戰後美國在中國事務上的發言權,將中國大陸的政治、軍事走向認定為僅憑美國的取捨好惡即可決定之事,更把反對或不贊成增加對蔣軍援的國務院人士和學者統統貼上「反共」標籤,導致相當一部分「知華派」官員長時間被摒棄於國務院之外,嚴重影響此後幾十年間美國對華政策研判。這種風氣達到高潮時,部分參與白皮書編纂者甚至遭到美國情報部門調查和司法訴訟,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,但「2050號報告」及其內容至今仍被美國、台灣和大陸某些人,出於這樣那樣的目的,添枝加葉反覆推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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