蘇俄共妻令事件:“共產共妻”謠言的源頭在哪?

蘇俄共妻令事件:“共產共妻”謠言的源頭在哪?

歷史故事

蘇俄共妻令事件:“共產共妻”謠言的源頭在哪?

蘇俄共妻令事件:1918年,蘇聯一個布匹店小老闆偽造了一份「共妻法令」,並將之付諸實踐。這位冒險家死後,「共妻令」並沒有隨著法庭的審判而結束,反而成為「共產共妻」謠言的源頭。

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報道裡,蘇聯「共妻」說曾持續多年。對於這一敏感而離奇的事件,蘇聯史學界觀點並不統一。一些蘇聯史學家要麼三緘其口,要麼只是一筆帶過。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,《星火》、《論據與事實》等蘇聯中央媒體才先後披露一個事實:在1918年,在許多地方報紙上,出現了一道偽造的「共妻法令」。那些吃白飯的好色之徒將這一法令當作護身符,並將其一直實踐到了1930年。

■ 冒險家的奇想

1918年6月底,莫斯科米亞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廈,正在進行的法庭審判已經進入尾聲。

庭審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,原本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闆。赫瓦托夫被指控涉嫌編撰《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》,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張貼,組織無政府主義者非法團體。該偽造「法令」由19段文字組成,通篇號召勞苦大眾爭取性享受的權力,在「法令」開篇這樣寫道:「所有絕色佳人皆成為資產階級的籠中鳥,嚴重擾亂了人類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續。」

這一真假難辨的法令頗具煽動性地宣告:從1918年5月1日起,所有17至32歲的女性應擺脫個人控制的束縛,宣佈自己為人民的公共財產。

按照這份「法令」,男人將有權「享用」一名婦女,但每週不得超過三次,每次不超過三個小時。而要得到對這一「公共財物」的使用權,當事人必須事先加入「勞動家庭」,並領取工廠委員會、工會或地方蘇維埃辦理的會員資格證明。對原本有家室的男子,「法令」還給予一定照顧,允許原夫在規定次數之外親近原妻。而對那些拒絕將妻子充公的男子,剝奪其與其他女性發生親密關係的權利。

「法令」還規定,每名渴望享用「人民財產一份子」的「勞動家庭」成員,必須從其收入中扣除10%。而不屬於「勞動家庭」的男子,每個月則需交納100盧布的會費。管理部門將用這些工資扣除款及交納金設立一個「人民後代」基金,對公有婦女支付232盧布的補償金,對其中的懷孕婦女發放補貼,對她們所生子女進行撫養,讓孩兒們在「人民搖籃」長到17歲,失去勞動能力的婦女還可領到退休金。

■ 荒誕的實踐

法庭在司法調查過程中查明,在被捕之前,赫瓦托夫已經實踐了「法令」上的部分內容。為此,他在索科利尼基村買下了一幢有三個房間的木屋,並將其命名為「社員愛宮」。他還為這所「宮殿」物色到了一些「住戶」,並把光顧者統稱為「家庭公社社員」。從「社員們」手上拿到會費後,赫瓦托夫便將錢款據為己有。有時候他也會親自光顧一下「愛宮」,物色他中意的年青女子,當然是完全免費的。

根據赫瓦托夫的安排,社員們每10個人睡在一個房間,男女社員各自單獨分開休息。在其中兩個十個床位房間中,分別隔出了一個可供兩人睡覺的小號(隔間)。在徵得其他社員的同意後,一對男女就可以住進隔間,盡情享受性愛的歡愉。

「公社社員」的這些生活細節被傳開後,一群青年人便帶著他們女友紛紛要求加入這個「公社」。這下子「愛宮」亂了套,明顯處於少數的已婚婦女不幹了,倍受冷落的她們開始發出抗議,用帶來的板條拚命抽打地板。

■ 「無罪釋放」

這真是是法學史上前所未聞的案件,受到了蘇維埃執法機關的高度重視。為將這一事件審理清楚,蘇俄黨政機關派骨幹介入了法庭審判和辯論。

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,是一位劍術高強的前線老戰士,擔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審員,而辯護人一個是國家救濟人民委員科隆泰,另一位則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拉林。

作為公訴一方,政府派出了兩位代表:一位是俄共(布)莫斯科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維諾格拉茨卡婭,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「布爾什維克黨醫」扎爾金德。他們在發言中反覆強調,「工人階級從維護革命利益出發,有權干涉自己成員的性生活。」在發言結束時,兩位控告人提議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責任:剝奪自由五年,關入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,沒收個人全部財產。

當莫基拉請辯護方發言時,女辯護人科隆泰輕盈地躍上了講台。在長達40分鐘的發言中,她以精彩的語言捍衛她的「愛神」理論。她為被告辯護說,男女關係過於隨便,缺乏形式上的嚴格約束,導致時下人們舉止輕浮,才使赫瓦托夫「法令」中所宣揚的東西有了市場。

科隆泰強調指出,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底層固有的自由散漫,以及整個社會倫理道德的淪喪,不會隨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自動消亡,還會多多少少遺留下痕跡,資產階級的沉渣陋習還會不時泛起。鑒於這種社會背景,科隆泰要求法庭對赫瓦托夫法外開恩,將其從法庭直接無罪釋放,但對於從好色的「公社社員」手中收到錢款,則應予以沒收,並上繳國庫。

發言結束,科隆泰剛一跳下講台,全副武裝的紅軍戰士的警衛線便被赫瓦托夫的支持者衝破。一群已婚婦女浩浩蕩蕩地闖入法庭,一同高聲叫喊:「暴君!褻瀆神靈!喪盡天良!」叫喊了一陣兒後,她們就開始亂扔臭雞蛋、爛土豆和死貓。挨砸的不僅有法官、控訴人和辯護人,而且還包括她們前來聲援的對象——被告赫瓦托夫。

見法庭形勢完全失控,警衛人員立即叫來增援部隊。一輛裝甲車迅速趕到出事地點,一群荷槍實彈的水兵從上面跳了下來。眼看大勢不好,婦女們被嚇得作鳥獸散。

法院裡的局勢安定下來後,獨臂老戰士莫基拉與兩名士兵陪審員便進入另一間會議室,就法庭最後的裁決進行磋商。在反覆商量了大約三個小時後,因科隆泰畢竟位高權重,他們最終採納了她的意見。結果法庭當場判決如下:因赫瓦托夫犯罪證據不足,法庭當庭釋放。同時法庭責令被告,索科利尼基村的「愛宮」要立即交公,非法獲取的錢財必須上繳國庫。

儘管赫瓦托夫暗自慶幸得以獲釋,但他的平安日子沒過多久。就在獲釋的第二天,他被一群無政府主義者殺死在自己的布店裡。殺了人之後,他們還到處張貼公告,稱這一謀殺是「復仇行動和正義的抗議」,原因是死者盜用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義,私自發佈色情的《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》,嚴重玷污了無政府主義組織的聲譽。

■ 傳播

冒險家赫瓦托夫死了,但偽造法令的故事並沒有完結,而是恰恰相反。這個荒唐的法令出籠後,就以閃電的速度在俄國大地廣泛傳播、蔓延。到1918年的秋天,它就被許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報紙大量轉載。有的把它當作一個吸引讀者眼球的怪異噱頭,有的則是為了詆毀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名譽,進而給蘇維埃政權抹黑。要知道當時的情況是,無政府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建立了統一戰線,並在各個層面參與了蘇維埃的工作。

假法令四處氾濫,新政權卻沒有及時控制這股勢頭。假法令在傳播過程中還以訛傳訛,各式各樣的新版本不斷出現。如在維亞特卡邊區(基洛夫州),右翼社會革命黨人維諾格拉多夫從《烏法生活報》摘錄了赫瓦托夫的「大作」,將其進行添油加醋地修改,並以《不朽的文件》為標題,再度登載在《維亞特卡邊區報》上。

在俄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,白衛軍也慣於拿偽造法令當武器。為把群眾煽動起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,白衛軍也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發佈了大量假法令。1920年1月,白衛軍頭目高爾察克被捕時,在他軍服的口袋也發現了赫瓦托夫的那道假法令。

■ 傳播與消亡

赫瓦托夫的「傑作」及部分實踐,不僅在蘇俄國內家喻戶曉,而且還「名揚海外」。

1918年夏天,美國和歐洲各大報紙上紛紛出現這樣的頭條:「禁止組建家庭,布爾什維克共妻」、「蘇維埃實行群婚」、「社會主義令賣淫合法化」、「布爾什維克使俄國文明走向荒蕪」等等。這些文章見諸報端後,讓許多西方人對蘇聯留下了強烈的不良印象,認為布爾什維克破壞婚姻和家庭,將女性社會化。

英國著名作家赫伯特·威爾斯也聽說了這一奇事。1920年,他專程從倫敦來到莫斯科,與列寧交談了三個小時,想弄清俄共(布)領導是否真的頒布了《俄國少女及婦女公有法令》,是否準備在日常生活中貫徹實施。列寧解釋道,蘇維埃政權的中央機關與該「法令」毫無干係。威爾斯在《陰霾籠罩的俄國》一書中描寫了此事。

在1920-1930年期間,蘇聯社會開始轉向禁慾主義,社會生活規範十分嚴肅。從1930年代中期開始,男女曖昧關係又被極度政治化。在報紙和雜誌的扉頁中,已經不再有對性問題的討論文章。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衣著輕佻的姑娘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1935年3月,在蘇聯一家紡織廠發生的事成為這一時期的最佳註腳:列寧共青團開除了一名青年鉗工,因為他「同時與兩個姑娘談情說愛」。

對於社會主義式清心寡慾的生活,蘇聯政府給予了大力鼓勵和提倡。1937年,《共青團真理報》發表社論說:「人民的敵人費盡了心機,妄圖以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青年人的婚姻愛情觀,從而在政治上腐化蘇聯青年。」在這個階段,婚前性行為被徹底歸入「有毒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」。即便是正式離婚,也被貼上了醜惡的標籤,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今後的事業和命運。

隨著蘇聯上世紀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,「共妻令」事件的煙雲被吹拂得雲消霧散,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和談資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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